唐朝皇帝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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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统治时的功与过?

2011-06-20 11:35:26 本文行家:吴俊郡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统治功绩

        统一战争 扫平四方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唐高祖唐高祖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 奠定盛世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统治过失

        皇储问题引祸端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信谗言宠后妃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刘文静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后世评论

        唐高祖李渊——卓越的政治家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参见唐灭刘黑闼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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